如此，笔者以为，从保护公民、法人等信用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权益角度考虑，以下界定更为合适，即信用修复是因征信过程中的错误或者因行为人的失信行为而使其信用发生减损，允许公民、法人等依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重塑其信用的制度。

他既要熟悉法律的实际运作，又能利用前人的成果，认可非法律规则的存在及重要性。所以，戴雪说：宪法惯例主要是规范特权行使的规则。

与此相似的文件，是英国政府于2011年制定的《内阁手册》，其内容更为宽泛，涉及整个政府的运行，是一个关于政府运作的法律、惯例与规则指南。[16][英]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2页。[79] 在实践中，具有通说地位的是承认说。[1]这里仅举两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中国宪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72]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决意违反法律，除非进行革命，法院是无法对它实施的。

[2]比如宪法惯例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违反宪法惯例不构成违宪，宪法惯例是不成文的，宪法惯例不具有司法上的可适用性，等等。当宪法文本与现实发生背离时，实际起到宪法作用的宪法惯例，其宪法地位问题就必须在学理上予以明确下来。（一）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 主流理论认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国家权力应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即国家权力的配置和使用须具有合法正当的来源并凭此获得承认。

如果脱离宪法的约束，民主合法性就容易陷入法律实证主义的泥潭，成为一项令人怀疑的法律教条。掌权者的权威虽然源自人民的信任，但选举出来的掌权者的权威合法化只能源自其行为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多数学者以国家法中心主义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认为党内法规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而违宪审查制度的设置，则使得该矛盾的焦点被凸显出来。

对此，秦前红教授指出，应当需要建立起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以确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达致两个规范体系的内在统一。李少文博士分析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面相和法治属性，并将其定位为一种程序性工作机制而非政治制衡性设计。

对于此种观点最常见的一种反驳就是，它是自相矛盾的，就像是让狐狸来守护鸡窝一样。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可以为合宪性审查申请的过滤机制提供依据。还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如季卫东教授主张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考虑设立宪法法院。那些动辄将法律的民主合法性奉为圣经的学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1954年宪法制定时，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全民讨论。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显然是从宪法规范层面对民主立法进行的限制。三是立法过程表明其现实妥协的成分可能比法理正确要高。相较于制宪行宪过程中的政治协商与妥协，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通常被淹没在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教条中，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伴随着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合宪性审查开始步入快车道，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正视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建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所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建立相对独立审查的原则，合理设置过滤机制和合理区分政治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及设置理性决定的正当程序控制和协调机制，就一定可以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最终走向现代化。但民主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在宪法设定的道路上，民主才能走得更远。

毫无疑问，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立的基石。而立法过程的政治决断属性，则决定了民主合法性的形式正当性。

然而，以妥协作为调解争端手段的代议制，是历史上所有较古老的‘等级机构的固有特点。（二）低度法理化倾向 毫无疑问，宪法兼具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强调国家权力源自人民同意的国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规则选举民意代表，业已成为一种公认的政府组建与运行的合法性方式。功能价值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等展开。在没有确立这种制度性限制之前，法律就可能徒具民主合法性的外衣，并可能走向法律实证主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至于刘连泰教授提出的对合宪性审查进行概括性合宪性审查权与具体性合宪性审查权区分的观点，窃以为，概括性审查权的提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对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做出合理区分。

张翔教授提出，应依据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穷尽救济等具体标准对宪法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宪法案件的数量，解决该技术性问题。通过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备案审查工作引起了媒体、学界的广泛关注。

这些理性的基本价值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具有一种关系性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带有政治性的案件不能被法院审理，即法院只能处理法律问题。

发展路径方面的研究，多数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如包万超教授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行使非诉讼的事先审查的宪法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立行使违宪侵权诉讼与附带性审查的违宪审查庭。经验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可能产生正义的法律，也可能产生不正义的残暴的律法。

因此，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应当对审查决定予以公开，对合宪与否判断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即在内容上确定、清楚，避免产生歧义的说明，最大程度增强审查结果的正当性，减少社会对自我审查的批评与疑虑。因为，民主合法性只是国家组织法的基础，而非国家法律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具有更具政治眼光更强的政策协调性的制度优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消解自我审查悖论的作用。具有溢外效力的党内法规或者党政联席发布的文件，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的党内法规不应当只由党内机关进行单独处理。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面对的法理困境，分析民主政治与宪法秩序之间的张力。法律实证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

⑤涉及其他机关责任范围的事项，特别是政策性的事项。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关系。

确然，在我国现有宪法的架构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横向权力配置更加强调权力分工原则而非分权与制衡原则，更加注重国家作用的实现而非单纯的人权保障。通过设置一定要件标准对提请合宪性审查的案件进行筛选，以控制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数量，有助于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实施。

显然，要防止合宪性审查陷入政治漩涡与陷阱，就不能审查所有的涉政治性案件。②法院对于系争案件相关资讯的取得，有其困难。但该原则作为拒绝审理某些案件的一项准据，不仅在概念内涵及宪法法理上未尽明确，而且其论理构造与逻辑亦有诸多缺陷，加之法院立场的不时转变，其能否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极令人怀疑。最终，美国违宪司法审查确立了如下政治界限：①宪法明文规定应由司法机关以外政治部门予以决定者。

除此之外，审查机关全部受理提请审查的案件，不仅容易增加审查机关的工作量，而且还会造成审查的低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宪法的实施与宪法权威的树立。当前西方国家的宪法危机或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是民主的重新抬头所导致的民粹主义、政党极化。

在法律体系内部，这个最基础规范是宪法，而党内法规的最基础规范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为解决民主立法的实质合法性问题，应当对民主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

可见，相较于法理正确的立法标准，政治协商与妥协更能决定法律的最终通过与否。首先，合宪性审查开始前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是否进行合宪性审查、是否公开宣告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等内容，而是否进行合宪性审查与合宪性案件过滤机制有关，如果没建立起过滤机制和标准，那么在实践中就很容易损害相对独立审查原则的落实。